蔣介石終于被找到并且送回了西安軟禁到新城公館，張學良前去看望，說自己是應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變，希望他能勇于悔改，聯合全國的力量堅決抗日，如果執拗不悟堅持己見唯有讓民眾公裁。蔣介石喊叫耍賴就是不愿聽他的。張學良自扣蔣后受到國內國際鋪天蓋地的輿論，他雖有精神準備但仍然頗感震撼。張學良急于見到周恩來，派了飛機去迎接。見面后，張學良告訴周恩來，自己不僅要抗日還要救國，無論哪方面歸根到底是要實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充斥著親日派和妥協勢力的南京政府非改造不可，必將中央政府置于全國抗日黨派團體的革命監督下不可，如果放棄這些改造收復東北就是一句空話。宋美齡要求南京方面立即停止對西安方面的軍事行動，這樣不僅會危及蔣介石的生命，還會使事態更加嚴重。毛澤東認為無論張學良如何處置蔣介石，南京方面與張楊的關系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性，國民黨的大舉進攻不可避免，所以只能力爭好的前途同時也要準備應對壞的局面。宋子文面見蔣介石后，蔣介石讓他將自己寫給家人的遺囑交給張學良。張學良認為他是在跟自己打心里戰。宋美齡乘坐飛機飛往西安，張學良過來接機，他答應宋美齡不讓衛兵搜查她的行李。宋美齡說她是為和平和抗日而來。見到蔣介石，

因808案件性質極其惡劣，案發后不但驚動了石子公安局、也驚動了自治區公安廳，兩級辦案人員一起開赴案發現場提取到幾枚75－81彈殼，另外賀之彬除了遺失一把54式手槍外，其值勤證也不翼而飛。以查槍為突破口的偵察工作大范圍展開。經分析比對，北野鎮和東阜城兩案順利并案。當辦案人員聽說不久前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涉槍案后，他們馬上派人查找協查通報，看是否存在兩地串并案的可能。

一條條線索依次合上，強有力的證據證明白寶山、關天明應是警方要捉拿的元兇！將案子辦成鐵案已是不爭的事實。專案組找到關天明的弟弟關天軍。經過一番攻心戰，關天軍交待了關天明、白寶山前往天池風景區的詳細過程，并交待關天明在父親那里留有一個筆記本，筆記本上記著白寶山和謝玉敏的家庭住址。根據關天軍的供述，警方從關父那里取得關天明的筆記本，上面果然記著白寶山、謝玉敏的詳細地址。另外，在三犯租住的房子里，還找出了背槍帶以及另一根撬杠。專案組迅速通知北京、四川兩地協查抓捕白寶山、謝玉敏兩名案犯！

張學良得到由自己處置反叛將領的命令后松了一口氣，衛兵送來一摞刊載郭松齡夫婦被執行槍決并且被曝尸的消息的報紙，說總部命令在各連分發，張學良命令他馬上拿去燒掉。儲世新被李景林放回來，張學良感嘆這個世界變得如此殘忍暴虐，儲世新說他沒有參與伐奉是因為他不懂郭松齡的理論，而且郭松齡的舉事實際上是用了一種慘烈的方式為張學良在軍中立威，他提醒張學良有人擁護就有人看不順眼，張學良卻說自己心里清楚此次與老師對決就是某些人挑唆的悲劇。張學良拿著一捧黃菊回家，插在張作霖的書房里，說花是從新民老宅里摘回來的，還提到生母最喜歡菊花，張作霖怒問他怎么處理那三個起事的軍長，張學良一一道來，說只準備再任用其中一個，張作霖讓他自己做主，告訴他有些錯是不能犯的否則是家破人亡百身難贖。張學良給張作霖磕頭謝罪，張作霖扶起他，說楊景鎮教的一句話讓自己記了一輩子，讓兒子也記住——凡是能用金錢買的都是便宜的。1926年三月，李大釗領導并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運動，他公開為郭松齡鳴不平并譴責張作霖性本殘暴罪行累累，號召國人內除國賊外抗強敵，絕不承認亡國亡族之私約。由此，張作霖認為郭松齡討奉是與共產黨和蘇俄有關。楊宇霆

張學良很是好奇共產黨為何剿而不滅，他對馬列主義書刊有了興趣，李伯漢找了文郁作為他的伴讀老師，編在機要組作為中校機要秘書。文郁告訴張學良，蔣介石企圖用傳統六藝整軍治軍，沒有注入時代新內容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在這點上反倒是共產黨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更注重關懷普羅大眾，社會底層，張學良覺得他說中了要害。文郁用很短的時間就幫李伯漢編寫了小冊子，張學良覺得文郁就是共產主義的活詞典，而且此人還精通俄語，他懷疑文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不過也沒有深究，命令李伯漢將冊子下發到各部門作為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工具書。張學良發現共產黨很受百姓擁護，而且國民黨燒殺搶掠的做派自然讓百姓投入到共產黨的隊伍。蔣介石命人逮捕了文郁，并且發來電報要張學良逮捕李伯漢及機要組成員。李伯漢告訴他，文郁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過中共中央的宣傳部秘書，張學良讓他發電報向南昌說明情況。因為從江西紅軍那里發現了文郁傳送出去的文件，蔣介石執意即刻將文郁處死，并要將李伯漢一并逮捕并送回南京候審，張學良能保住李伯漢卻保不住文郁，他到了監獄看望文郁，文郁請他將自己的妻女送回湖南老家，張學良答應了，低頭擦去了眼角的淚水。張學良撤銷了李伯漢的機要處長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