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進一步分析研究，案犯與北京有聯系的觀點得到肯定，這為摸排工作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條件。隨后，賀之彬的執勤證被人在十戶灘小學附近發現，這個重要證據的出現使得摸排范圍大大縮小。新疆公安廳副廳長陸懷疆親自前往北京尋求合作。8月11日，搶槍得手的白寶山、關天明將作案用的紅色摩托車扔到河里，企圖銷毀證據。14日，兩人赴烏市邊疆賓館實地踩點。并將作案用的槍支、換穿的衣服事先埋在離邊疆賓館不遠的新大附中院內一處不為人察覺的小樹林里，為以后作案作好了準備。

安娜看到那個酷似小軍的人也并非小軍，只是這個酷似小軍的人卻告訴了安娜一個不實際的消息，謊稱自己認識小軍，只是小軍去了北方，安娜就當天收拾東西帶著小可樂要去北方，小可樂悶悶不樂，可安娜告訴可樂一定可以找到爸爸，兩人這才一起出發。錢開逸也對那個寫信的人有些好奇，懷疑是安娜，可是安娜為什么一直要給一個假地址。賀頓也在想著母親和賀召成的事情上，是否是自己做的有些過分了。這天賀頓做了一個夢中夢，夢里的她在一個大巴上遭遇了意外，大壩撞到了路邊的一個路人，她嚇得從車站醒來，但車站里面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再次嚇得從自己家里的沙發上醒過來。賀頓總覺得自己可能和安娜在某種事情上有聯系，自從知道傅阿姨的愛情故事之后，就總是會時不時夢見安娜。再次寄過來關于安娜的故事，結果她在北方也找了很多地方，依然沒有找到小軍。賀頓有些不理解為什么那么執著，當年酒吧本來就不多，如果那種尋找方式一定能找到，除非那個人是故意躲著安娜。錢開逸約到了那個海鮮飯店的老板，當時安娜就在他那里工作，陳老板被約到了花房咖啡聽說起了安娜，對于安娜陳老板是有印象的，而且認為很多有潛力的歌手都是毀掉在了一個情字上面，但是覺得安娜就是有病，太過于執

專案組人員經過反復的分析論證，推斷出331案、407案、408案及422案，罪犯的動機可能是為了搶槍，但搶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無疑是為了作更大的案！上述四案已經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五大即將召開，北京的社會治安尤為重要。專案組的同志們都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而刑偵處長劉維震更是吃不好睡不香。白寶山家里，老母親正張羅著為兒子介紹對象。經人撮合，白寶山和做小買賣的四川女人謝玉敏相識。為了出入方便，白寶山從父母家里出來，搬到位于石景山電廠附近的一間平房住下。幾番接觸之后，白寶山很快和謝玉敏同居了。表面看來，白寶山每天陪著謝玉敏到市場做生意，而實際上白的內心正在謀劃著下一步行動。

中蘇實力懸殊太大，東北軍傷亡慘重，滿洲里淪陷，海拉爾失守，在戰事最激烈的時候，南京中央政府不但未派一兵一卒，還調過去三個重炮旅去打馮玉祥，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是要牽制住自己，要自己什么都聽他的，甚至因為沒有外交權連求和都難。張學良命王家楨起草一份文件，并致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請求停戰談判，接受蘇方一切條件，承認中東鐵路恢復原狀。外界談論這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以來遭受的最大的挫折，直接影響了他在全國的威望。張學良不想申辯，現在的局面是老的各自為政，小的打牌飲酒，他認為東北軍只有郭松齡在的時候才叫軍隊，協議簽訂后就只有嘆息的份了。閻錫山廣泛聯絡各地軍閥，蔣介石認為以武力謀害黨國者只有以武力解決，張學良保持中立誰也不得罪，而馮玉祥和汪精衛等人都在積極的與他接觸，特別是因為中東路受挫，蔣介石擔心張學良被拉攏，他覺得誰能爭取到三十萬東北軍誰就是勝者。面對各路說客，張學良主張“御外侮，抵內爭”，不過這些才俊賢達也不能怠慢，他只好安排這些人打打衛生麻將。蔣介石也派了吳鐵城夫婦到了沈陽，兩人財大氣粗，無論是麻將桌上，還是軍火交易抑或是慈善拍賣會，大筆的銀元到了張學良的口袋。一九三零年秋，蔣介石與馮玉祥

張學良很是好奇共產黨為何剿而不滅，他對馬列主義書刊有了興趣，李伯漢找了文郁作為他的伴讀老師，編在機要組作為中校機要秘書。文郁告訴張學良，蔣介石企圖用傳統六藝整軍治軍，沒有注入時代新內容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在這點上反倒是共產黨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更注重關懷普羅大眾，社會底層，張學良覺得他說中了要害。文郁用很短的時間就幫李伯漢編寫了小冊子，張學良覺得文郁就是共產主義的活詞典，而且此人還精通俄語，他懷疑文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不過也沒有深究，命令李伯漢將冊子下發到各部門作為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工具書。張學良發現共產黨很受百姓擁護，而且國民黨燒殺搶掠的做派自然讓百姓投入到共產黨的隊伍。蔣介石命人逮捕了文郁，并且發來電報要張學良逮捕李伯漢及機要組成員。李伯漢告訴他，文郁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過中共中央的宣傳部秘書，張學良讓他發電報向南昌說明情況。因為從江西紅軍那里發現了文郁傳送出去的文件，蔣介石執意即刻將文郁處死，并要將李伯漢一并逮捕并送回南京候審，張學良能保住李伯漢卻保不住文郁，他到了監獄看望文郁，文郁請他將自己的妻女送回湖南老家，張學良答應了，低頭擦去了眼角的淚水。張學良撤銷了李伯漢的機要處長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