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頓一次次地夢見弟弟賀俊的離開，很傷心難過，錢開逸知道這些年賀頓為了這件事情一直飽受著痛苦的折磨，他也希望賀頓能早日從噩夢中解脫出來，錢開逸開著車帶賀頓來到海邊，賀頓很懼怕大海，她背過身盡量不讓自己繼續去看。錢開逸鼓勵賀頓要把悲傷扔出去這樣才能給快樂騰地方，就這樣錢開逸小心翼翼的攙扶著戴著眼罩的賀頓一步步朝前走去，賀頓聽到海浪聲還是恐懼，覺得自己還是不行，錢開逸抱著賀頓告訴她自己之前也經常做噩夢，錢開逸還像賀頓講了一個關于爺爺和棺材的事情，最后爺爺去世的時候自己也釋懷了，突然明白自己怕的不是棺材，而是爺爺的離開。賀頓聽完后，心里有了一絲慰藉，她放開錢開逸的手，一個人繼續向前挪步，賀頓就這樣傾聽著海浪拍打岸邊礁石的聲音，慢慢的把眼罩取了下來，她環顧四周，逐漸發現自己也沒有之前那么害怕，賀頓就慢慢丟下了手里的絲帕。恍然間，賀頓仿佛看到弟弟賀俊一個人蹲在沙灘上玩耍，見到姐姐后，賀俊急忙朝姐姐奔去，弟弟不希望賀頓哭鼻子，他想讓姐姐和一家人幸福美滿的生活下去就是自己最開心的事情了，賀頓和弟弟兩個人和好如初，互相拉著彼此的手快樂的向前奔去…錢開逸其實是知道賀頓只是故意的不去面對眼前的事實，因為他覺

新疆警方出動大量警力開始對烏魯木齊市、石河子市十戶灘鎮北野鎮、東阜城等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摸排，物證組則從查槍袋入手，開始周密細致的調查。北京市408專案組的于春陽聽到新疆發生的案子后，覺得犯罪分子的作案特征與北京的幾起案子相似，他立即致電新疆公安廳陸懷疆副廳長，要求調彈以供分析。新疆方面經過研究，同意北京的請求。兩地并案偵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從目前形勢看來，狡猾的罪犯就要起到窮途末路了。而此刻的白寶山、關天明自以為案子作得神不知鬼不覺，正像沒事人似的在十戶灘鎮上遛達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并且很快席卷全國。張作霖準備往上海派兵，將奉軍和世家子弟里體面的會說英語的弄兩千個去，給他們最好的軍服裝備，讓上海人覺得奉軍不比洋鬼子差，用和平的方式安定局面，張學良覺得這比發一千封聲援電管用。六月，張學良抵達上海，在美國領事館舉行的招待晚宴上認識了二十八歲的宋美齡，他讓宋美齡作為翻譯向英美兩國總領事表達了調停沖突保護上海商民的意思，而且強調絕不會使用機關槍，讓兩國領事無言以對訕訕離去。宋美齡認為他的外交辭令不夠含蓄，張學良說孫中山生前同自己會面時希望自己做一個有希望的中國青年。《英國商報》想采訪張學良，張學良邀請宋美齡作為自己的翻譯，宋美齡驚訝于英文流利的他會有此要求但還是應邀前往。張學良在采訪中說，他本人非常痛恨戰爭，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個人傾向和平罷戰，租界已經血染大街毫無自由可言，如果他們這些所謂民主國家的所謂自由是要建立在他國國人流血之上，對于我們這些國人是恥辱，要徹底擺脫外國人的欺辱唯有奮發圖強一途。張作霖在軍事會議上新任命了四省督辦：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散會后，張作霖告訴在外等候的郭松齡，他將楊宇霆調到別處去了，要他就

張學良很是好奇共產黨為何剿而不滅，他對馬列主義書刊有了興趣，李伯漢找了文郁作為他的伴讀老師，編在機要組作為中校機要秘書。文郁告訴張學良，蔣介石企圖用傳統六藝整軍治軍，沒有注入時代新內容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在這點上反倒是共產黨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更注重關懷普羅大眾，社會底層，張學良覺得他說中了要害。文郁用很短的時間就幫李伯漢編寫了小冊子，張學良覺得文郁就是共產主義的活詞典，而且此人還精通俄語，他懷疑文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不過也沒有深究，命令李伯漢將冊子下發到各部門作為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工具書。張學良發現共產黨很受百姓擁護，而且國民黨燒殺搶掠的做派自然讓百姓投入到共產黨的隊伍。蔣介石命人逮捕了文郁，并且發來電報要張學良逮捕李伯漢及機要組成員。李伯漢告訴他，文郁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過中共中央的宣傳部秘書，張學良讓他發電報向南昌說明情況。因為從江西紅軍那里發現了文郁傳送出去的文件，蔣介石執意即刻將文郁處死，并要將李伯漢一并逮捕并送回南京候審，張學良能保住李伯漢卻保不住文郁，他到了監獄看望文郁，文郁請他將自己的妻女送回湖南老家，張學良答應了，低頭擦去了眼角的淚水。張學良撤銷了李伯漢的機要處長的職

為了作案時更加快捷方便，白寶山和關天明商定再搞一把短槍。經過一番密謀，兩人將目標鎖定在一個叫賀之彬的警長身上。賀之彬家住十戶灘，但在東阜城上班，這一點下全白寶山的心意。因此次為遠程作案，兩人謀劃先搶一輛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7月29日，白寶山、關天明在鄉間土路上伏擊，將過路青年季平打死，委平所騎的紅色摩托車便成了他們作案的交通工具。8月8日深夜，白寶山、關天明潛入東阜城派出所駐地突襲了值班室，將躺在床上看錄像的警長賀之彬、民警史春生當場擊斃，賀之彬的54式手槍被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