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命張學良和他共同簽發了對陜北的軍事命令，這份電報被陜北紅軍破譯，里面顯示出的重要地理位置是“直羅”，周恩來和毛澤東親到此地勘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羅鎮戰役打響。紅軍一舉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師長牛元峰自殺。此役粉碎了國民黨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共產黨紅軍奠基西北打開了新局面。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兩個主力師，這在東北軍歷史上實屬罕見，張學良認為直羅鎮一役是指揮上出了差錯，他撤銷了董英斌軍長職務，嚴厲申斥代理參謀長謝珂，命全軍各位主官深刻檢討此次戰役的慘痛教訓，并向中央請求調撥，要重整一零九師和一一零師。張學良本來就不想“剿共”，此一役后他痛下決心要馬上接上共產黨的關系，保留東北軍的抗日火種。被紅軍俘虜的高福源進了甘泉城面見一零七師的參謀長劉漢東，傳達了紅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愿望，得知王以哲也要見自己，特意去見了彭德懷帶來了他的使命。張學良接到王以哲從洛川發來的密電，知道是高福源有機密要事匯報立馬飛往洛川，高福源告訴他周恩來和自己談過話，中共很有誠意，彭德懷也說什么都可以談。張學良讓他向紅軍轉達自己真心抗日愿以實力相助的態度，命他再回瓦窯堡讓中共派來正式的全權代表。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并且很快席卷全國。張作霖準備往上海派兵，將奉軍和世家子弟里體面的會說英語的弄兩千個去，給他們最好的軍服裝備，讓上海人覺得奉軍不比洋鬼子差，用和平的方式安定局面，張學良覺得這比發一千封聲援電管用。六月，張學良抵達上海，在美國領事館舉行的招待晚宴上認識了二十八歲的宋美齡，他讓宋美齡作為翻譯向英美兩國總領事表達了調停沖突保護上海商民的意思，而且強調絕不會使用機關槍，讓兩國領事無言以對訕訕離去。宋美齡認為他的外交辭令不夠含蓄，張學良說孫中山生前同自己會面時希望自己做一個有希望的中國青年。《英國商報》想采訪張學良，張學良邀請宋美齡作為自己的翻譯，宋美齡驚訝于英文流利的他會有此要求但還是應邀前往。張學良在采訪中說，他本人非常痛恨戰爭，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個人傾向和平罷戰，租界已經血染大街毫無自由可言，如果他們這些所謂民主國家的所謂自由是要建立在他國國人流血之上，對于我們這些國人是恥辱，要徹底擺脫外國人的欺辱唯有奮發圖強一途。張作霖在軍事會議上新任命了四省督辦：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散會后，張作霖告訴在外等候的郭松齡，他將楊宇霆調到別處去了，要他就

專案組人員經過反復的分析論證，推斷出331案、407案、408案及422案，罪犯的動機可能是為了搶槍，但搶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無疑是為了作更大的案！上述四案已經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黨的十五大即將召開，北京的社會治安尤為重要。專案組的同志們都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而刑偵處長劉維震更是吃不好睡不香。白寶山家里，老母親正張羅著為兒子介紹對象。經人撮合，白寶山和做小買賣的四川女人謝玉敏相識。為了出入方便，白寶山從父母家里出來，搬到位于石景山電廠附近的一間平房住下。幾番接觸之后，白寶山很快和謝玉敏同居了。表面看來，白寶山每天陪著謝玉敏到市場做生意，而實際上白的內心正在謀劃著下一步行動。

北京、新疆兩地公安協同合作，對新疆多處案發現場進行了詳細的勘察。通過大量的調查，罪犯作案時用的摩托車、撬杠、樹枝等重要物證依次找到，這給偵破提供了更多的線索。8月27日，公安部在新疆召開了京、新系列槍案偵察工作協調會，認定三地發生的九起案件系同一伙罪犯所為，并認定兩個嫌疑人一高一矮，高個為北京人，矮個為新疆本地人。新的摸排條件隨之建立：第一，與北京、新疆兩地有聯系的人；第二，嚴打以來的北京調犯；第三，有服役史或有服役史并能熟練掌握軍用槍支的人。工作重點縮小到十戶灘鎮，關天明、白寶山已開始走入警方的視野。恰恰在這時，專案組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的報告，報告稱天池風景內發現一具無名尸體，死亡時間應為8月28日。

為了活動方便，白寶山從劉傳榮處租下三間平房，爾后他和謝玉敏、關天明搬過去住下。接下來，白寶山買了一輛摩托車，伙同關天明開始踩棉花收購點。同時為了作更大的案，他覺得有必要為自己的槍補充些子彈。7月5日，白寶山和關天明來到北野鎮人工影像器材庫實施盜竊。在白寶山的印象中，這里原來是個武器庫。兩人用事先打好的撬杠撬開大門，并開槍打死了護院的兩條狼。可是這是并沒有白寶山需要的子彈，白氣急敗壞！此案迅速上報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提取了數枚75－81彈殼及撬痕等證據，并聽取了一位目擊證人的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