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年里賀頓接待的那些患者身上都有各種不同的遭遇，而她也從那些患者身上得到了一些自我安慰，她用自己的傷痛也去安慰著每一個人，她幫助別人的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聽著一個個謝謝的聲音，一張張笑臉，她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她為了磨平心中的傷痛，但也是為了完成弟弟的心愿，才做了心理輔導師。賀頓承認自己也曾無數次問過自己，是否能做好，是否能客觀，但她也明白自己身為一個人，就應該有私欲，她很愛自己的弟弟，也很愛每一個來訪者，她也從來訪者身上吸取力量，但她沒有問題，因為她自己也在治愈著每一個來訪者，她問心無愧。賀頓后來看到了趙希平去了弟弟的墳前落淚，所以賀頓是感謝溫良，也認為溫良身上是有閃光點，她本人是善良的，賀頓希望溫良不要否定自己，她是一個被需要的人。溫良忽然落淚，沒想到自己能成為被需要的人，也覺得和賀頓是志同道合，希望能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情，溫良向賀頓伸出手，兩人的手握在一起。莉莉帶著男友回家里看母親，母親在家里經營一個小賣部，看到莉莉帶著男朋友上門各種挑刺，不是說需要蹭網，就是嫌棄別人家借錢不還，還抱怨家里活沒人干。莉莉一看就是故意發脾氣，剛要和母親起沖突，但三言兩語就被男友給打消了，男友提出

經過進一步分析研究，案犯與北京有聯系的觀點得到肯定，這為摸排工作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條件。隨后，賀之彬的執勤證被人在十戶灘小學附近發現，這個重要證據的出現使得摸排范圍大大縮小。新疆公安廳副廳長陸懷疆親自前往北京尋求合作。8月11日，搶槍得手的白寶山、關天明將作案用的紅色摩托車扔到河里，企圖銷毀證據。14日，兩人赴烏市邊疆賓館實地踩點。并將作案用的槍支、換穿的衣服事先埋在離邊疆賓館不遠的新大附中院內一處不為人察覺的小樹林里，為以后作案作好了準備。

為了活動方便，白寶山從劉傳榮處租下三間平房，爾后他和謝玉敏、關天明搬過去住下。接下來，白寶山買了一輛摩托車，伙同關天明開始踩棉花收購點。同時為了作更大的案，他覺得有必要為自己的槍補充些子彈。7月5日，白寶山和關天明來到北野鎮人工影像器材庫實施盜竊。在白寶山的印象中，這里原來是個武器庫。兩人用事先打好的撬杠撬開大門，并開槍打死了護院的兩條狼。可是這是并沒有白寶山需要的子彈，白氣急敗壞！此案迅速上報到石河子市公安局，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提取了數枚75－81彈殼及撬痕等證據，并聽取了一位目擊證人的供述。

蔣介石終于被找到并且送回了西安軟禁到新城公館，張學良前去看望，說自己是應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變，希望他能勇于悔改，聯合全國的力量堅決抗日，如果執拗不悟堅持己見唯有讓民眾公裁。蔣介石喊叫耍賴就是不愿聽他的。張學良自扣蔣后受到國內國際鋪天蓋地的輿論，他雖有精神準備但仍然頗感震撼。張學良急于見到周恩來，派了飛機去迎接。見面后，張學良告訴周恩來，自己不僅要抗日還要救國，無論哪方面歸根到底是要實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充斥著親日派和妥協勢力的南京政府非改造不可，必將中央政府置于全國抗日黨派團體的革命監督下不可，如果放棄這些改造收復東北就是一句空話。宋美齡要求南京方面立即停止對西安方面的軍事行動，這樣不僅會危及蔣介石的生命，還會使事態更加嚴重。毛澤東認為無論張學良如何處置蔣介石，南京方面與張楊的關系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性，國民黨的大舉進攻不可避免，所以只能力爭好的前途同時也要準備應對壞的局面。宋子文面見蔣介石后，蔣介石讓他將自己寫給家人的遺囑交給張學良。張學良認為他是在跟自己打心里戰。宋美齡乘坐飛機飛往西安，張學良過來接機，他答應宋美齡不讓衛兵搜查她的行李。宋美齡說她是為和平和抗日而來。見到蔣介石，

張學良很是好奇共產黨為何剿而不滅，他對馬列主義書刊有了興趣，李伯漢找了文郁作為他的伴讀老師，編在機要組作為中校機要秘書。文郁告訴張學良，蔣介石企圖用傳統六藝整軍治軍，沒有注入時代新內容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在這點上反倒是共產黨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更注重關懷普羅大眾，社會底層，張學良覺得他說中了要害。文郁用很短的時間就幫李伯漢編寫了小冊子，張學良覺得文郁就是共產主義的活詞典，而且此人還精通俄語，他懷疑文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不過也沒有深究，命令李伯漢將冊子下發到各部門作為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工具書。張學良發現共產黨很受百姓擁護，而且國民黨燒殺搶掠的做派自然讓百姓投入到共產黨的隊伍。蔣介石命人逮捕了文郁，并且發來電報要張學良逮捕李伯漢及機要組成員。李伯漢告訴他，文郁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過中共中央的宣傳部秘書，張學良讓他發電報向南昌說明情況。因為從江西紅軍那里發現了文郁傳送出去的文件，蔣介石執意即刻將文郁處死，并要將李伯漢一并逮捕并送回南京候審，張學良能保住李伯漢卻保不住文郁，他到了監獄看望文郁，文郁請他將自己的妻女送回湖南老家，張學良答應了，低頭擦去了眼角的淚水。張學良撤銷了李伯漢的機要處長的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