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實力懸殊太大，東北軍傷亡慘重，滿洲里淪陷，海拉爾失守，在戰事最激烈的時候，南京中央政府不但未派一兵一卒，還調過去三個重炮旅去打馮玉祥，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是要牽制住自己，要自己什么都聽他的，甚至因為沒有外交權連求和都難。張學良命王家楨起草一份文件，并致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請求停戰談判，接受蘇方一切條件，承認中東鐵路恢復原狀。外界談論這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以來遭受的最大的挫折，直接影響了他在全國的威望。張學良不想申辯，現在的局面是老的各自為政，小的打牌飲酒，他認為東北軍只有郭松齡在的時候才叫軍隊，協議簽訂后就只有嘆息的份了。閻錫山廣泛聯絡各地軍閥，蔣介石認為以武力謀害黨國者只有以武力解決，張學良保持中立誰也不得罪，而馮玉祥和汪精衛等人都在積極的與他接觸，特別是因為中東路受挫，蔣介石擔心張學良被拉攏，他覺得誰能爭取到三十萬東北軍誰就是勝者。面對各路說客，張學良主張“御外侮，抵內爭”，不過這些才俊賢達也不能怠慢，他只好安排這些人打打衛生麻將。蔣介石也派了吳鐵城夫婦到了沈陽，兩人財大氣粗，無論是麻將桌上，還是軍火交易抑或是慈善拍賣會，大筆的銀元到了張學良的口袋。一九三零年秋，蔣介石與馮玉祥

張學良得到由自己處置反叛將領的命令后松了一口氣，衛兵送來一摞刊載郭松齡夫婦被執行槍決并且被曝尸的消息的報紙，說總部命令在各連分發，張學良命令他馬上拿去燒掉。儲世新被李景林放回來，張學良感嘆這個世界變得如此殘忍暴虐，儲世新說他沒有參與伐奉是因為他不懂郭松齡的理論，而且郭松齡的舉事實際上是用了一種慘烈的方式為張學良在軍中立威，他提醒張學良有人擁護就有人看不順眼，張學良卻說自己心里清楚此次與老師對決就是某些人挑唆的悲劇。張學良拿著一捧黃菊回家，插在張作霖的書房里，說花是從新民老宅里摘回來的，還提到生母最喜歡菊花，張作霖怒問他怎么處理那三個起事的軍長，張學良一一道來，說只準備再任用其中一個，張作霖讓他自己做主，告訴他有些錯是不能犯的否則是家破人亡百身難贖。張學良給張作霖磕頭謝罪，張作霖扶起他，說楊景鎮教的一句話讓自己記了一輩子，讓兒子也記住——凡是能用金錢買的都是便宜的。1926年三月，李大釗領導并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運動，他公開為郭松齡鳴不平并譴責張作霖性本殘暴罪行累累，號召國人內除國賊外抗強敵，絕不承認亡國亡族之私約。由此，張作霖認為郭松齡討奉是與共產黨和蘇俄有關。楊宇霆

由武警、巡警、刑警組成的混合編隊對天池風景區進行了整整一天的搜山工作，但未發現任何重要的線索。經調查取證，天池風景區的無名尸為罪犯關天明。北京的于春陽認為是兩案犯因為分贓不均，北京人殺死了新疆人，他的這種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各條線索都在按部就班的向前推進，大量事實證明，白寶山即是該系列槍案的重大嫌疑人！而此刻的白寶山正和謝玉敏乘火車返往北京。

蔣介石命張學良和他共同簽發了對陜北的軍事命令，這份電報被陜北紅軍破譯，里面顯示出的重要地理位置是“直羅”，周恩來和毛澤東親到此地勘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羅鎮戰役打響。紅軍一舉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師長牛元峰自殺。此役粉碎了國民黨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共產黨紅軍奠基西北打開了新局面。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兩個主力師，這在東北軍歷史上實屬罕見，張學良認為直羅鎮一役是指揮上出了差錯，他撤銷了董英斌軍長職務，嚴厲申斥代理參謀長謝珂，命全軍各位主官深刻檢討此次戰役的慘痛教訓，并向中央請求調撥，要重整一零九師和一一零師。張學良本來就不想“剿共”，此一役后他痛下決心要馬上接上共產黨的關系，保留東北軍的抗日火種。被紅軍俘虜的高福源進了甘泉城面見一零七師的參謀長劉漢東，傳達了紅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愿望，得知王以哲也要見自己，特意去見了彭德懷帶來了他的使命。張學良接到王以哲從洛川發來的密電，知道是高福源有機密要事匯報立馬飛往洛川，高福源告訴他周恩來和自己談過話，中共很有誠意，彭德懷也說什么都可以談。張學良讓他向紅軍轉達自己真心抗日愿以實力相助的態度，命他再回瓦窯堡讓中共派來正式的全權代表。

為躲避風頭，白寶山決定和謝玉敏到謝家的老家四川省筠連縣住些日子，他還盤算著到那兒買把手槍。當白寶山把這個想法跟謝玉敏說了以后，謝哭了起來。原來謝玉敏并非像她以前說的那樣是個離過婚的女人，她其實并未離婚，家中不但有丈夫，還有兩個孩子。到白寶山對這事并不在乎，她真正關心的是怎樣搞到手槍。去往四川一個的火車上，白寶冊意外地了在新疆服刑時的獄友王強，兩人一見如故，喝了個酩酊大醉。王強下車時，偷偷告訴謝玉敏白寶山在獄中曾殺過人，謝玉敏將信將疑。